台湾教师李玉贵的眼泪

那天，在幸福教室创建者李虹霞的引荐下与台湾师铎教师李玉贵相约北京中关村三小。

见到李玉贵的时候，一见如故，似乎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候遇见过。没有寒暄，直奔主题，我们的话题竟然是从李玉贵的一个提议开始的。她说：你可以写写一位台湾教师的眼泪。

“您说说看。”我说。

故事就这样徐徐展开——

在上海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李玉贵是主讲嘉宾。当她谈完自己课堂上那些美妙的经验，一位来自中原某地的青年教师站起来回应：“李老师，这样的做法都没有用，我们做不到。因为在我们那里一个班有120人之多。”

李玉贵显然不敢相信，她无法想象120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这个数字的确远远超出了她的认知边界。
        于是，便有了李玉贵后来的中原之行。

 据说，她在内地第一次流泪就在这里。走进偌大一个教室，第一次看见一间教室里可以挤进这么多黑压压的人头，她一排一排地数着，每排10人，当数到第9排的时候，李玉贵流泪了。

她发现靠近过道的孩子们，身体有一半已经被挤到了课桌的外面。她实在无法预知这样的班额里到底会有多少教育存在，她更无法预知这其中如何去关注每一个生命，她当然也无法理解，学校教育可以如此大尺度地妥协，尽管教育原本就是妥协的产物。学校妥协，教师妥协，家长妥协，最终在无以复加的妥协中，孩子成了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谈到最后，李玉贵抛出了她的结论——教育改革首先从缩小班额开始！

   “在大班额中，教师很难看见不一样的人。”李玉贵说。

李玉贵的眼泪为那个挤着120个生命的巨型班级而流！她牵挂那些孩子，一堂课里他们究竟与老师可以产生多少交流？教师在超大班额里教学，他所面对的永远是一群集体的人，当教育无法面对每一个独立个体而实施，教育的力量就会显得更加苍白！

让班额降下来，让巨型班级瘦身，这应该是教育改革的起点，事实上又何止是起点！改革永远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只是教育的冰山一角，教育远不止这些，在教育内部还有太多需要精耕细作的地方。

比如课堂，李玉贵自称是一个迷恋课堂的人。近几年，应邀在各地小学课堂里行走，她坦言，自己澄清了许多教学盲点，也更理解了课堂的意义。但有时候，李玉贵会有一种无力感。“每一次置身课堂现场，都会照见自己的不足，在庞大而多变的学情面前，教师总像个盲人，无法关注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李玉贵说。

她发现，还有太多的问题每天都在课堂上重复上演，有太多的课堂硬伤需要疗救，有太多的课堂行为需要纠偏。所以，很多时候，她会因为她所迷恋的课堂而流泪——

“我们的教师每天都会教到无以复加，在不该教的地方却一直在教。”

“教学目标不是用嘴巴完成的，但许多教师只接受嘴巴快的孩子。”

 “观课时请将眼球转向学生，是观学生的学而非老师的教。”

 课堂上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在李玉贵眼中，名师们的公开课往往会暴露出许多问题。一些名师习惯性地在学生中间不断巡视，其实是有巡无视。巡视似乎是公开课中不可缺少的仪式，仪式走过了就完了，他们很少专注地看一个学生，看学生什么时候产生学习困难，看学生是否释放不会的讯息。

在日本访学时，佐藤学曾经问过李玉贵一个问题：课堂教学的第一目标是什么？后来佐藤学给出了答案——第一教学目标应该是学生释放不会的信号。也正是从这一次开始，李玉贵对好课堂的标准有了新的认识——好的课堂是重视未知的课堂。

李玉贵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些名师总是喜欢提问那些举手的孩子，其实，这些都不是你教学的起点。“老师问的问题总是比较特定。”李玉贵说，“知识是用来探究的，而非用来回答的。”在李玉贵自己的课堂上，她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思路而非说出答案。

尽管学校里的课堂一直备受诟病，尽管人们对课堂总是寄托很高的期待，但是，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课堂样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什么样的课堂才是好课堂呢？”我问。

“我更崇尚安静的课堂。”李玉贵说，“好的课堂是老师上着上着就不见了。”

追求好的课堂到底有多难？李玉贵坦言自己的需要学习的太多。于是，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李玉贵决定攻读博士。今年她已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上海师范大学王荣生的博士。她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确定为“倾听课堂的声音——聆听、发表与交流的课堂研究”。她试图通过系统的研究，就课堂的“发言权”、“发言核心”、“谁在发言”，教师如何有意识地聆听学生的发言等作出专业回应。

（来源：中国教师报）

本期编辑：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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